文学艺术领域的鄂州古代名人

张裕钊：书法与文学双馨

张裕钊，字廉卿，号濂亭，1823 年出生于湖北鄂州梁子湖畔东沟镇龙塘张村的一户书香世家。自幼天资颖异，青少年时期便悉力研读唐宋古文辞和经史子集等经世之学，尤其对宋代古文家曾巩的《南丰集》揣摩精熟，颇有心得，这也为他后来在学术及艺术领域的独创精神打下了坚实基础。1838 年，年仅 16 岁的张裕钊参加县试便考取秀才，1846 年又于湖北乡试中举，可谓年少有为，才学出众。

虽在科举之途取得不错成绩，但张裕钊并不善于官场应酬，很快便弃官南归，回到家乡湖北，受聘于武昌勺庭书院，开始全身心投入教育事业。后来曾国藩来到湖北，将他招入幕僚，成为 “曾门四学士” 之一。不过在这十多年间，张裕钊更多地还是醉心于文学创作以及对书法的钻研，并未在仕途上谋求一官半职。1871 年起，他先后在武昌江汉书院、保定莲池书院等任教，一生可谓桃李满天下，培养出了诸多优秀的学生和书法人才，像范当世、张謇、姚雪臣、朱铭盘，以及日本的宫岛咏士等，他们后来在政界、文坛等各领域都卓有成就，声名远扬。

在书法创作上，张裕钊有着极高的造诣，其书法独辟蹊径，融北碑南帖于一炉，创造出内圆外方、疏密相间的独特书风，被后人称为 “南宫体”。他在 64 岁时所撰书的《南宫碑》，更是其书法艺术的杰出代表。从碑文当中，不但能体会到镌刻精美的艺术感，还能领略到其端庄肃穆的书体韵味，至今仍是很多书法家临摹的古碑之一。该碑笔法纯熟，笔势劲健老辣，文字优美且书法一绝，堪称 “文字双美”、刻镌兼优的艺术珍品，备受章太炎和康有为等大家的高度赞誉。张裕钊运笔时以中锋为主，饱墨沉光，精气内敛，笔画以斜为正，结体似圆实方，其书法作品既具力度又不失流畅，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对后世书法艺术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被视为碑学楷书的典范。

除了书法，张裕钊在文学领域也颇有建树，是近代有名的散文家。他继承桐城余绪，又师承曾国藩，力救桐城派古文气弱之失，强调 “文章之道，莫要于雅健”。其行文思力精深，所著文章被弟子们集结成册，流传至今，如《濂亭文集》8 卷、《濂亭遗文》5 卷、《濂亭遗诗》2 卷等，在百年之后，依旧被现代文学家们广为传颂。总之，张裕钊凭借在书法与文学上的双馨成就，以及在教育上的贡献，在鄂州的历史文化长河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成为后人敬仰和学习的楷模。

苏轼：留下浓墨重彩的过客

苏轼，字子瞻，虽并非鄂州本地人，但在他的人生经历中，鄂州却有着极为重要的位置。元丰二年（1079 年），苏轼因 “乌台诗案” 被贬为英州团练副使，来到与鄂州一江之隔的黄州。在此期间，他常泛舟江面，往返于黄州与鄂州两地之间，尤其喜爱游览鄂州西山，在西山寺内歇息时，还会与僧人唱和，留下了诸多佳句，像《武昌西山诗并引》《烟江叠嶂图》《游武昌寒溪西山寺》《酌菩萨泉代酒送友人王子立》等。

苏轼夜游武昌西山时，曾写下 “清风异水月衔山，幽人夜渡吴王岘” 的诗句，对西山美景留恋不已。离开黄州前夕，他还再次夜游此地，足见其对鄂州西山的钟情。后来他回汴京后，仍作有《武昌西山》诗，以缅怀故地，当时和者达三十余人，苏轼还将和诗亲录成册，寄回西山勒石，如今《武昌西山诗》手迹拓片传世，并被收入《三希堂法帖》。

鄂州的诸多地方都留下了苏轼的足迹与故事。西山九曲岭边的九曲亭，便是苏轼重建，其弟苏辙还为此写下著名的《九曲亭记》。苏轼与鄂州的文人雅士交往密切，比如在武昌县衙供职的杜传与父亲杜沂，曾前去黄州看望苏轼，并诚恳邀请他到武昌，苏轼欣然提笔作《杜沂游武昌，以酴醾花、菩萨泉见饷二首》回赠，次日便过江前往武昌，开启了他与鄂州的诸多往来。

在鄂州期间，苏轼品尝当地美食，感受风土人情，这些都融入到了他的诗词创作之中，让他留下了大量赞美鄂州的诗词作品，如《樊山记》等。此外，苏轼还修葺九曲亭，与朱寿昌等友人的交往频繁，这些经历也成为了鄂州文化发展中的一段段佳话，对鄂州的文化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使得这座城市处处都留存着苏轼的文化印记，仿佛他虽只是过客，却用笔墨在鄂州的历史画卷上留下了永不褪色的绚丽色彩。

范浣仙：清代鄂州才女

范浣仙，名薇，字浣仙，亦字沅仙，清道光十一年出生在武昌县（今鄂州市）神山乡（大约在庙岭一带）的一个书香世家，其祖上均在《武昌县志》有传，其父范陈鲤，号素函，是拔贡生，曾任四川梓潼县（今为绵阳市辖县）知县。优越的家庭环境，让范浣仙从小就受到了良好的家庭教育，她自幼便沉浸在书海之中，将四书五经烂熟于心，诗词文章更是信手拈来，对于科举考试的文章及程式也颇为精通，展现出了非凡的文学天赋。

约 23 岁时，范浣仙出嫁大冶金牛西畈人黄圆生。婚后，她知书识礼，孝敬翁姑，与丈夫和睦相处，夫妻二人常以作诗联句为乐，留下了不少雅趣故事。例如两人在一个秋天的夜晚，联成一首《秋夜联句》，黄圆生首先出上句 “清宵人语静”，范浣仙接下句 “把酒数便筹”，接着她又吟出下联的上句 “灯闪风吹幕”，黄圆生再接下句 “窗开月满楼”，如此往复，尽显二人深厚的文化素养和作诗才华。

范浣仙留下的近体诗，体现出了她独特的思想境界与高超的写作技巧。她的绝句《西施》中写道：“馆娃宫里侍吴王，带笑斜欹白玉床。吴相不忘倾国恨，潮声十万拥钱塘。” 从前两句对西施忍辱负重侍奉吴王的描写，到后两句借伍子胥之恨烘托出的爱国情怀，角度新颖，别具一格。而在《明妃》一诗里，她写道：“能使芳名传异域，画工毕竟助蛾眉。” 对于昭君出塞、胡汉和亲这一历史事件，她突破常规，表达出赞颂之意，思想境界远超常人。她的咏物诗《菊》同样出彩，“金风玉露暗相催，几日园林次第开。一片迷离铺小径，数枝浅淡映苍苔。香闺却许佳人赏，老圃偏宜处士栽。怪底此花清白甚，临秋总不染尘埃。” 以菊自喻，表白自己出身官宦人家，在良好文化熏陶下成长的风姿与品性，孤芳自赏又纯洁清白。

更难得的是，范浣仙还擅长运用 “集句” 的方法写近体诗，这要求作者熟读、熟记大量的古人诗句，才能根据自己表达的需要，巧妙化用。如她的《怀韵仙姊》一诗，便是集唐人诗句而成，通过诗句的组合，表达出自己与亲人分别日久，思念之情浓厚的情感，足见其文学功底之深厚。

同治二年，范浣仙的丈夫黄圆生病逝，这对她来说是沉重打击，但她坚强面对，年轻守义，操持家务，奉养病姑，教养孤子，以母兼师的身份，教育儿子黄鞠友（名大华），口授经书，手批文艺，并教以制举业，使其能够中举，又考中进士。同治初年，范浣仙曾将平生所作诗文数十万言投之于火，焚毁殆尽，令人惋惜不已。后来因操劳过度，健康状况不佳，她凭借记忆，口授给儿子黄鞠友近体诗 61 首，令其收存纪念，也就是如今的《浣仙诗草》一卷，该诗集为清光绪刻本，现藏于国家图书馆，成为后人了解这位清代鄂州才女的重要窗口，让她的才情故事得以在历史的长河中流传下来。

政治领域的鄂州古代名人

韩皋：唐代的鄂州刺史

韩皋（760～828），字仲闻，出身官宦世家，是唐代著名宰相韩休之孙，出将入相的韩滉之子，京兆长安（今陕西西安）人。他以门荫入仕，开启了自己在唐代政坛的生涯。

起初，韩皋担任云阳县尉，后因才能出众被擢升为右拾遗，接着迁任考功员外郎等职位，在这些岗位上都颇有政绩。德宗贞元五年（789 年），其父韩滉去世，德宗命他撰写父亲的生平业绩，韩皋很快就撰写出数千字的文章呈送上去，德宗十分赏识他的才学，特命超擢他为知制诰。此后，韩皋历任中书舍人、御史中丞、尚书右丞、兵部侍郎等职。

在任京兆尹时，他的仓曹官郑锋凭借权势，建议韩皋搜集京兆府衙的各项官钱，购买粟麦 30 万石向皇帝进献，以求得皇帝青睐，韩皋听取了这一意见，并推荐郑锋任兴平县令。然而到了贞元十四年（798 年），京兆府一带春夏两季连遭旱灾，庄稼颗粒无收，百姓饥饿难耐，向韩皋求助，可韩皋已将粮食进献给了皇帝，府中仓库空虚，他忧迫惶惑，不敢如实奏报。恰逢唐安公主的女儿韦氏下嫁凉国公李愬，百姓拦住出宫的宦官告状，中使回宫将实情禀报德宗，唐德宗知晓后，下诏斥责韩皋 “奏报失实，处理无方，致令闾井不安，嚣然上诉”，随即将他贬为抚州司马，不久后改为杭州刺史。

贞元二十一年（805 年）正月，德宗去世，顺宗李诵即位。当年四月，韩皋被召回朝拜尚书右丞。当时王叔文、韦执谊等人推行政治改革，韩皋持反对态度，因而被王叔文排挤出朝廷，出任鄂州刺史、岳鄂蕲沔等州观察使。

韩皋任职鄂州刺史期间，正值唐代朝廷进行一场政治改革，他来到鄂州后，展现出了非凡的魄力与担当。一方面，他雷厉风行地选拔那些勇于进取、学有专长且有从政能力的当代名士，将他们的名字罗列出来作为备用人才；另一方面，他不畏权势，着力收夺宦官军权，制裁藩镇跋扈行为，严厉打击贪残官吏，任用那些有真才实学且忠于唐王朝的将领，接管原本被宦官把持的军队，为鄂州地区的稳定与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贞元二十四年（808 年），王叔文等人的改革遭保守派破坏而失败，韩皋被调任东都留守。此后，他的仕途继续发展，宪宗元和八年（813 年）六月，被加授检校吏部尚书、兼许州刺史，充忠武军节度等使；九年十月，入朝任吏部尚书，兼太子少傅，判太常卿事；十一年三月，皇太后卒，他充任大明宫使；十五年（820 年）正月，充任宪宗山陵礼仪使。穆宗即位后，加授他检校尚书右仆射。长庆元年（821 年）正月，正式担任尚书右仆射，次年四月，转为左仆射，八月，改为东都留守。最终在从长安前往洛阳途中因急病离世，享年 79 岁，朝廷追赠他为太子太保。

韩皋一生博雅多才，不仅在政治领域有所建树，还在艺术等方面颇具造诣。他娶了韦氏、郑氏和李氏三位夫人，生活中是个懂得情趣的儒士，擅长书法、鼓琴，更是著名的画家，尤其擅画人物及农村风景、牛驴，所画之牛更是 “曲尽其妙”，其弟子戴嵩与韩干画马并称 “韩马戴牛”，他常入乡写生为乐，画迹有《尧民击壤图》《田家风俗图》《李德裕见客图》等，著录于《宣和画谱》，传世作品《五牛图》《文苑图》被朱景元《唐朝名画录》评为妙品上，备受赵孟頫赞誉，称其 “神气磊落，稀世名笔”。此外，韩皋还深通音律，对《止息》一曲有着精辟的见解，认为嵇康作此曲，意在表达哀愤、躁蹙、惨痛、迫胁之音，暗指晋代魏之事等，其观点在当时颇受赞同。总之，韩皋在唐代的历史舞台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对鄂州地区的影响也颇为深远。

陈中孚：清朝的能臣干吏

陈中孚（1766 年 - 1826 年），字心畲，号允臣，出生于湖北武昌（今鄂城），是清代一位颇有作为的官员。

嘉庆六年（1801 年），陈中孚考中进士，随后进入翰林院任散馆编修。嘉庆十三年，他升任山西道监察御史，负责山东道的稽查库藏、保荐及科场防弊等重要事务。在此期间，他积极履行职责，曾巡直格丰仓、新北仓，并奏请派管库郎中、员外等亲自值宿，以防库吏、守卒相互串通，出现包班顶替甚至监守自盗的情况。而且，他还上疏进言，指出靠捐纳得官受爵的人，大多不学无术，其行为常常违碍朝政，主张应当严禁滥行保荐，对举荐失察者，要加倍惩处，这些建议均被朝廷所重视并采纳。

次年八月，陈中孚转任山东道监察史，兼督催所御史，在任内，他曾充任翻译考试外监式和两任武科会试内监试，鉴于当时科考存在诸多流弊，他提出了有效的防弊措施，也得到了嘉庆帝的认可。嘉庆十八年（1813 年），陈中孚出任山西河东道员，兼任晋陕豫盐运使。当时姚暹渠因淤塞导致河水倒灌盐地，盐田被淹没，面对这一状况，他积极筹措资金，组织人力进行疏凿，使得盐地恢复正常，让商民从中受益。

后来，陈中孚调任宁绍台道，在任上大力修复境内水利设施。甬东（今浙江舟山岛）原本是通航的，但随着时间推移，往来的商人逐渐减少，他见状便积极采取措施，着力招徕商贾，不仅迅速征夫修港，还用心辟市招商，没过多久，商贸活动重新聚集，贸易变得繁荣起来。

道光元年（1821 年），陈中孚被调任台湾道，之后又升任四川按察使，再调任广东。在广东任职期间，沿海地区常有匪徒猖獗，肆意勒索商民，他果断采取行动，取缔匪徒组织，必要时还动用武力驱匪出境，使得当地商民能够过上安宁的生活。

道光五年（1825 年），陈中孚担任漕运总督，当时对于开辟海运存在诸多议论，而他经过深思熟虑后认为，治理河道才是保障漕运的首要任务。于是，他奏请拓宽清口，疏浚河道，利用御黄坝，春来蓄水，秋至开闸，这样既利于冲刷淤泥，又方便了漕粮运输。并且，他还受命协同两江总督琦善，趁水落归漕之期，组织民夫疏挖运道，为保障漕运的顺利进行付出诸多努力。

道光六年，陈中孚调任山东代巡抚，可惜不久后便因病去世。陈中孚为官清正廉明，一生勤于政务，做出了诸多贡献。他根除户工两部库藏管理弊端，杜绝了包班顶替、串通舞弊事件的发生；主张捐纳官员要有真才实学，不能让不学无术之徒钻营为官；为科场防止舞弊提出合理建议并被皇帝采纳，有利于科举选士。他所到之处，都心系百姓，为地方发展尽心尽力，生前著有《传薪集》《补勤诗草》《宏运免愚编》《浙东教养录》《课士诗文合编》《种竹山房集》等作品，其事迹和精神至今仍值得人们铭记与学习，是鄂州历史上一位不可多得的能臣干吏。

军事领域的鄂州古代名人

陶侃：东晋名将风采

陶侃（259 年 —334 年），东晋大将，字士行，出身寒微，父亲早逝，十六岁时在寻阳（今江西九江西）当过小官鱼梁吏。但他凭借着自身的勤勉和智勇，在军事上逐渐崭露头角，官至侍中、太尉、荆江二州刺史、都督八州诸军事，封长沙郡公。

陶侃两度镇守武昌（今鄂州），在此期间留下了诸多佳话，也展现出非凡的治理才能。他极为重视社会秩序的稳定和发展农业生产，王敦之乱平定后，鄂州遭遇大饥荒，百姓饿死众多。陶侃采取了积极举措，“至秋熟辄籴，至饥复减价粜之。士庶欢悦，咸蒙济赖”。并且，他大力鼓励军民勤于农事，“务勤稼穑，虽戎阵武士，皆劝励之。有奉馈者，皆问其所由，若力役所致，欢喜慰赐；若他所得，则呵辱还之”，在他的推动下，鄂州地区 “军民勤于农稼，家给人足”，社会也较为安定，生产得以发展。

在治理地方时，陶侃做事考虑颇为缜密细致，小到竹头木屑，大到设城驻兵，都尽显其用心。他曾主持造船，命人将木屑和竹头全部收集起来，众人起初不解其意，后来逢大雪，天晴雪融后官府听事前余雪泥泞，木屑正好用来铺地。几十年后，桓温为荆州刺史时，伐蜀大造船，还用上了陶侃所贮存的竹头作丁装船。

对于鄂州的城防布局，陶侃也有着精准的判断。当时不少人主张在江北的邾城驻兵镇守，陶侃一开始并不回应，在众人不断提及此事后，他便渡水去实地察看形势，而后分析指出邾城隔在江北，内无所倚，外接敌寇，即便派兵驻守，对江南地区的防御也无益，长江才是御寇的天险，众将听后恍然大悟。后来庾亮坐镇鄂州时，未认识到这点，派精兵万人驻守邾城，咸康五年（339 年）后赵遣兵来攻，邾城孤立无援，最终兵败城陷，损失惨重。

陶侃还十分注重吏治，他曾令诸军营植柳，都尉夏施偷了一棵官家的柳树，移栽到自己的府第前，陶侃发现后，质问夏施说：“这是武昌西门前柳，是官柳，你为什么偷种到自家门前？” 夏施惊恐万分，乞求谢罪，并将那棵官柳，移植到原处栽好，他这种公私分明、不容损公肥私的行为，在民间传为佳话，而且他号召将士植树的举动，也开启了中国古代义务植树的先河。

此外，陶侃还积极为民谋福祉，比如治理长湖，当时武昌城东的长湖（今洋澜湖）直通长江，每到冬季湖水干涸，鱼虾无法生存，312 年，陶侃亲自带领民众筑起了一道蓄水堤，使洋澜湖水体保持在一个相对固定的深度，还从琅琊湖买回大量鱼苗和菱藕种植于湖中，让洋澜湖呈现出 “鱼翔浅底，菱荷飘香” 的美好景象，周边百姓过上了靠水吃水的田园生活。在经济发展方面，他担任武昌太守时，见长江中下游多地民众常到武昌赶集，但民间贸易没有固定交易场所，很难形成规模，便在武昌城东开辟了一处场地平坦、道路畅通、方便商贸交易的 “夷市”，促进了武昌地区经济的繁荣。

在治安维护上，东晋时期社会动荡，兵匪盗贼常拦江抢劫，鱼肉乡民，陶侃足智多谋，令将士藏于商船，诱捕盗匪，经审讯得知是晋宗室、太宰西阳（今黄冈东）王司马羕的部下，他不畏权贵，在武昌钓鱼台整军列阵，兴师渡江，逼着手握重兵的司马羕交出兵匪 20 人并斩之，从此水陆交通平安，社会环境得到彻底改善，百姓和商人无不感怀他的大德。

咸和五年（330 年），陶侃见少数将士在军营中酗酒或聚赌，他并未因将士杀敌有功而放纵宽容，而是命人将酒器和赌具丢入长江中，并训诫众人要珍惜光阴，不可逸游荒醉。

陶侃一生公私分明、光明磊落、居功不傲、清廉自律，334 年 6 月 2 日，他因病重从武昌太守辞官告老还乡时，把朝廷赐给他的一切军资等国家财产，一一登记造册，封印入库，亲掌匙锁，清点完毕交付右司马王愆期后，才登船离开武昌，其廉洁自律精神深为世人称道，当时朝廷内外都广为称赞。晋尚书梅陶曾评价陶侃说：“桓公机神明鉴似魏武，忠顺勤劳似孔明。” 苏东坡也盛赞陶侃 “陶桓公忠义之节，横秋霜而贯白日”。总之，陶侃凭借自己的诸多举措与高尚品德，保障了鄂州地方的安定，促进了当地的发展，也在鄂州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其事迹和风范一直在当地流传。

吴兆麟：近代军事将领

吴兆麟（1882 年 —1942 年 10 月 17 日），字畏三，湖北鄂城（今鄂州市）葛店岳陂村吴家畈人，出身农家，父亲以种菜为生，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军事将领。

吴兆麟十六岁投入武昌新军工程营当兵，次年考取随营将校讲习所，此后学习之路未曾间断，先后考入工程营随营学堂、工程专门学校学习。1905 年（光绪三十一年），他加入革命团体日知会，翌年再考入参谋学堂，凭借优异成绩，毕业后任第八镇工程营左队队官。

1911 年 10 月 10 日夜，武昌城爆发了大规模的新军起义，这便是辛亥革命的开端。事发突然，原计划的起义领导人或被捕或被杀，革命军一时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而当时负责军械库的大队官兵吴兆麟本就是革命家，且在军中颇有声望，于是被推举为武昌起义临时总指挥。吴兆麟临危受命，果断指挥起义部队进攻湖广督署，经过一夜激战，于 11 日清晨成功占领武昌全城。

当日中午，在咨议局召集联席会议商讨组织军政府时，起义者自认为声望不足，欲推原协统黎元洪为都督，黎元洪起初不允，后经吴兆麟以总指挥身份提议公举黎为都督，汤化龙为民政总参长，军政府得以成立。此后，吴兆麟在军政府中担任谋略处谋略、第一协统领、参谋部副部长、部长等职务。黄兴来到湖北后，吴兆麟陪同其到汉阳、汉口布防，协助办理军中诸多事宜。后来汉阳失守，黄兴前往上海，战时总司令一职先由蒋诩武代理，不久黎元洪潜走葛店，武昌危城之际，全靠吴兆麟支撑，战时总司令一职便由他一人担任。

1912 年 1 月，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吴兆麟先后出任北伐第一军总司令、大元帅府参谋总长等职。后被袁世凯调至北京，授予陆军中将，成为湖北将军团首要，并担任首义同志会理事会主席。然而，目睹北京政府的种种作为，袁世凯野心勃勃，黎元洪也难有作为，吴兆麟对党人也逐渐丧失信心，于是毅然退出政坛，解甲归田。

回到家乡后，吴兆麟并未闲着，而是投身社会公益事业。1922 年，他不辞辛劳，风餐露宿，督修樊口大堤，建民信、民生二闸，开辟月河，筑王唐黄堤等水利工程，历经三年，终使工程告竣，变水害为水利，造福了一方百姓。同时，他还积极倡修武昌首义公园，为纪念那段革命历史贡献力量。

晚年的吴兆麟潜心佛法，秉持 “治即国治”“心安即国安” 之说。抗日战争时期，武汉沦陷，吴兆麟因患有哮喘，被困居在武汉，只能以读经自遣。日本侵略者知晓他素著声望，便诱以出任伪军总司令、伪湖北省政府首席参议等重要职位，但吴兆麟坚守民族气节，坚决拒绝，日人无奈之下将他软禁。吴兆麟面对山河破碎、国难当头的局面，心情悲愤难抑，哮喘病也日益加剧，最终于 1942 年 10 月 17 日饮恨而逝，重庆国民政府明令褒扬并予公葬。

吴兆麟一生留下了诸多著作，如《太湖秋操纪实》《战术实施》《辛亥武昌革命工程第八营首义始未记》及起义时期文电底稿和日记多种，为后人研究那段历史提供了重要资料。他早年在革命战线上恪尽职守，奋勇努力，为推翻封建帝制、建立民国立下了伟大功勋；解甲归田后，又积极投身公益事业，为地方发展和百姓福祉尽心尽力；晚年面对外敌威逼利诱，坚守底线，彰显出高尚的爱国情怀和民族气节，其事迹和精神值得人们永远铭记与学习。

其他领域的鄂州古代名人

王羲之：鄂州的客籍名人

王羲之是鄂州一个重要的客籍人物，他先后担任西征将军庾亮的参军和长史，在鄂州度过了六年时光。

王羲之所在的王氏家族，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记载，王氏出自姬姓，周灵王太子晋以直谏废为庶人，其子宗敬为司徒，时人号曰 “王家”，便以此为氏，王侨便是王氏的始祖（即王羲之二十九代祖）。在晋代，王羲之家族名高势盛，是士族中的佼佼者。其曾祖王览，曾任清河太守，后转太中大夫，禄赐与卿同；叔曾祖王祥，被晋武帝司马炎封为太保、睢陵公；祖父王正，任尚书郎；父亲王旷，担任淮南内史，为江左地区起到屏障作用；叔父王导，官至丞相；从伯王敦，为江州牧。父亲王旷还有两个弟弟，王廙是辅国将军，王彬也在家族中有着相应地位。晋朝濒临危亡之际，王敦、王导、王旷等共同密谋应对之策，王旷提出移师江南的主张，得到大家赞同，此后王家便居住在建康（今南京）的乌衣巷，王羲之也在此成长。后来，王羲之的子孙繁衍，散居到四方各地。

那么王羲之是怎样来到武昌（今鄂州）的呢？咸和九年六月，长沙公陶侃去世，朝廷加平西将军庾亮为征西将军，都督江荆等六州诸军事，领江州、豫州、荆州等三州刺史，镇守武昌。当时王羲之任吴兴太守，庾亮向来仰慕王羲之的才华，便邀请他出任参军，王羲之出于对庾亮强烈的报国之心、复国之志的敬佩，欣然接受邀请来到了武昌。他的叔父王导原本希望他能入朝为官，王羲之则婉拒了这一安排。庾亮去世前，还上疏朝廷，推荐王羲之，称赞他 “清贵有鉴裁”，皇帝下诏，任命王羲之为宁远将军、江州刺史，庾亮的英年早逝也让王羲之悲痛不已。

王羲之的人生观、价值观与当时的广大士族有着根本的不同，“冶城之辩” 就是最充分的体现。冶城在今南京的沼山，因春秋时吴王夫差在此冶铸制造兵器而得名，是南京城的雏形。有一次，王羲之和谢太傅（谢安）一同登上冶城，谢安悠然遐想，有着超脱尘世的高远志向，王羲之却对他说：“夏禹勤王，手足胼胝；文王旰食，日不暇给。今四郊多垒，宜人人自效；而虚谈废务，浮文妨要，恐非当今所宜。” 谢安反驳称 “秦任商鞅，二世而亡，岂清言致患邪？” 王羲之回应道：“不然，秦亡而暴政终，天下并非无为而化成。” 谢安又问 “今日之事，又有什么不同呢？难道无为而治就不灵了吗？” 羲之说：“值此兴亡不测之际，我等正当以平天下，救苍生为己任，若听而不闻，逍遥麻木，或只顾吟风弄月，咀嚼玄理，那不是我等失责吗？” 通过这场辩论，可以看出当时全国的士族在意识形态上存在分野，一派像谢安这样，崇尚清谈，心灵以老庄放达为根本；而王氏家族则属于另一派，虽也讲名士风流、清谈玄理，但本质上心灵构建是儒大于道，崇尚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王羲之受叔父王导的影响，为官时总想为百姓做些实事，比如在江州刺史任上，面对鄱阳湖每到洪水季节就淹没四周农田和村庄的情况，他将防洪排涝保护农业视为第一要务，当时住在寻阳的他，筹划了好几件亟待解决的行政大事，时常向朝廷上疏，祈求解决资金、人力等问题，只是最终都石沉大海。

在鄂州的这六年，王羲之留下了独特的印记，也让鄂州在历史文化层面与这位 “书圣” 有了紧密的联系，其思想观念和行事风格都展现出别样的风采，为后世所铭记和研究。

朱峙三：以日记记录时代

朱峙三（1886 年 —1967 年），原名鼎元，字峙三，生于清武昌府武昌县（今鄂州市）县城，是一位极具传奇色彩的人物。

朱峙三自幼便展现出了聪慧的特质，16 岁时就考中秀才，之后又转习新学。辛亥首义前后，他活跃于新闻界，担任《汉口中西报》《公论新报》主笔以及《中华民国公报》编辑等职务，凭借手中的笔，为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发声。民国期间，他的经历颇为丰富，先后出任黄安（今红安）县公署书记官，兼理司法事务，而后又在鄂城寒溪中学、汉阳晴川中学、湖北省第一师范等多处任教，将知识传播给更多的学子。20 世纪 20 年代末至抗战爆发前，朱峙三历任蒲圻县县长、黄冈县县长等职，在不同的地方为地方治理贡献力量。抗战爆发后，他跟随省府一路西迁，辗转宜昌、恩施等地，虽历经颠沛流离，但始终心系家国。抗战胜利后，朱峙三东归武汉，续任省府参议。新中国成立后，他被任命为湖北省参事室参事。

不过，朱峙三最为人所熟知、也最具历史价值的，当属他坚持写了 70 年未曾中断的日记。从 7 岁起，朱峙三就开始写日记，一直到 76 岁因年老体衰才停笔。在这漫长的岁月里，他亲历和见证了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 60 年代中国社会风起云涌的历史变迁，其日记内容丰富得如同一个时代的百科全书，关注社会人生的方方面面，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既有对时事的大量见闻记录，也有由此而产生的感想和议论。

《朱峙三日记》的时间跨度之长、涵盖内容之丰富，在同类文献中世所罕见。这部日记对于诸多重大历史事件都有所记述，例如甲午战争、戊戌维新、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赣宁之役、讨袁战争等等。尽管朱峙三并非是风云际会的英雄人物，只是作为一位普通的、正直的知识分子，但正因为如此，他的日记有着独特的史料价值，区别于一般的史事记载。它比较具体地叙述了历次重大事件在民间的反应，保存了不少普通老百姓当年的原始议论，这在一般官方文献和显赫人物回忆录中是难以见到的。而且，日记中还有细致的生活场景描绘，由于朱峙三长期处在社会中下层，所以内容更接近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通过民众日常生活的视角，在衣、食、住、行等微观层面上记录了近代中国，特别是湖北鄂州地区的社会转型和历史变迁。

2024 年 2 月，《朱峙三日记》由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周国林、朱峙三长孙胡念征整理，由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共 10 册 3864 千字，入选 “荆楚文库” 出版工程。众多专家学者都对这部日记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它兼具学术意义与教育意义，是一部反映近现代中国历史的 “活化石”，对于近代史、家族史、基层社会史、荆楚地域史等研究都大有裨益，也为后人研究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提供了极为珍贵且重要的史料依据。